从汉末地方失序，士族崛起后，私人著史已经成为士人的风尚。
起初，士人的史学是零散闲碎的，要么是一个乃至几个人物的传记，诸如吴人著《曹瞒传》、荆人著《零陵先贤传》，要么干脆是一个时代的奇人轶事合集，比如王粲著《英雄记》，袁晔著《献帝春秋》。他们只是身处在一个战乱频发的动荡年代，情不自禁地想记录下身边的英雄人物。
但随着三国鼎立的局面出现，士人们对未来局势感到迷茫，他们不得不翻阅故纸堆，一边整理刚发生的历史，一边与前代历史相对照。
如此一来，史学发展突飞猛进。到陈寿修成《三国志》时，已先后有鱼豢写《魏略》、司马彪著《续汉书》、夏侯湛作《魏书》、虞溥成《江表传》等名篇，同时还有华峤修《汉后书》、张璠修《后汉纪》。全都是志在流芳，体例齐全的长篇巨著。
可著史的人虽多，细究其中的作品，能够与班固、司马迁并列的却寥寥无几。
一是他们大多以史书在文坛相互标榜，并以此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，远无早年司马迁、班固早年著史之纯粹。
二是这些人的史才着实一般：要么详略不当，长篇累牍，导致迟迟不能修成；要么记载了各种鬼神轶事，经不起多少考究；要么就是政治立场先行，过于考虑当世士族的地位，以损害文本的真实性。
相比之下，陈寿虽然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，比如奉迎司马氏，贬低蜀汉，比如对一些权势之家做了一些回护，并没有完全脱离时代政治的局限，但即使如此，他的史才仍是毫无争议的当世第一。
陈寿对此也心知肚明，所以在和刘羡彻夜交谈后，他突然向弟子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计划，笑道：“怀冲，我打算邀请京师的一些文士，一起来评鉴此书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“好啊，老师修成此书，算是一件文坛盛事了，不知准备邀请谁呢？”
“人不必在多，我主要打算邀请鱼豢，司马彪，夏侯湛这三位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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