毕竟对刘羡而言，以如今的条件，如果只是令夏阳富庶，虽说于百姓有大功，但却无助于自己重返洛阳。
刘羡到底是得罪了后党的人，和其余的官僚不一样。只要正常走程序，哪怕他年年考绩第一，上计的名单只要递到尚书省，那转眼就会被贾谧否决，哪怕熬一辈子的资历，也没有晋升的希望。
所以他必须另想办法，而刘羡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养望。
在东汉晚年，汉灵帝对于违抗自己的士人，就是采用了禁锢在家，永不录用的策略。而被贬斥的士人们，为了对抗皇帝，就相互和声通气，品评朝政，同时积累名声，以此来表达不满，在民间形成舆论来倒逼朝廷。到最后，黄巾之乱爆发，汉灵帝不得不妥协，取消了对党人的党锢，党人也由此重回权力中心。
党人们当时的处境，正与刘羡相似。而如今后党排除异己的做法，又与汉灵帝相似。虽然眼下还没有类似于黄巾之乱的政治危机，但眼看司马伦与孙秀这胡作非为的德性，恐怕也是迟早的事情。
所以刘羡就打算借助建立司马迁祠堂的机会，大肆联络关中的寒士、隐士，乃至不得志者，借文会模仿清议，假以时日，必然能够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。
不过话说回来。这次始建太史公祠，并非是一帆风顺。因为司马迁墓立于芝川的一座高岗上，若要修祠，还要修路，所耗钱财极多。
刘羡先从县府里抽了一笔钱出来，又找本地的冯氏、同氏筹款，找夏阳的商人借款，但还是不够，只能一边筹一边修。
还是新任的冯翊太守欧阳建得了消息后，专门从郡府里拨了一笔款，这才把钱给凑齐了，终于赶在今年二月中旬的时候，将太史公祠给修成了。拢共三殿两碑，及石阶一百阶，前后共耗费钱财八百余万。
而在祠堂建成前后，刘羡在冯翊与河东广做宣传，邀请名士，并与冯翊太守欧阳建约好，要在清明节后召开文会。
这个消息传开后，夏阳上下可谓是与有荣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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