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接着，三公尚书刘颂上了一道表，令朝中诸公议定法律。
司马炎在位的时候，曾经诏令贾充、羊祜、杜预等人参考汉律、魏律开始编纂晋律，因为是泰始年间的事情，所以称之为《泰始律》。
《泰始律》有许多优点，简省了《汉律》的大量内容，大概只有《汉律》的不到十分之一，篇章设置更加合理，法律条文也简要得体。但也有很大的缺陷，那就是篇幅减少后，很多刑罚的尺度并没有明确的规定，将定罪的权力多半放予了断狱的主官。主官可以因为一点小错将人刑罚致死，也可以因为人际关系将那些犯罪的官宦子弟轻轻放下。
身为前廷尉，刘颂对这种做法深恶痛绝，他判断说，因人制宜，实际上就是给践踏法律大开方便之门。因此，他提议要重修律法，将法律中定罪的条文及刑罚规定一一罗列出来，必须使得断狱的官吏有法可依，如果刑律上没有写，那是朝廷与律法的问题，并非是百姓的过错，就不能将其定罪。
刘颂是楚王的老师，也当过淮南王的国相，因此也被视作是太子一党。他如此攻击律法，很明显也可以视作是对后党的攻击。毕竟后党平日把持朝政，相互提携打压新人，确实都是这种话术。名义上，这是对法律的一种纠正，可实际上，更像是在攻击后党滥用奸佞。
因此，表文上去后也是杳无音讯。
虽然杳无音讯，但到底也没有什么惩罚。如此一来，朝中挤压的怨气顿时都宣泄出来，各路官僚上表提倡改制的文章可谓纷至杳来，很快在尚书省堆积如山。
其中有提出要改革官职人事制度，振兴甲午制度，凡是中央官员，都必须要有地方治官经验的；也有提出废除九品中正制度，回归两汉察举制度的；更有甚者，也是直接提出了再分封诸侯的建议，将地方长官的任职权，彻底放手给各地公侯。
刘羡自然也在里面凑热闹。他根据关西平叛的经验，总结了如今地方上都督府的种种弊病，认为军队的将领体系过于复杂，亲王的王府门客与军司之间相互制衡，导致令出多门，中层军官们莫衷一是，极容易因为上层的斗争而陷入无端的内耗。
因此，刘羡献了一份《安军论》上去，主张应该精简军事结构，要么就让军司负责都督府的大事，要么就让王府来重组军司，务必要杜绝冗员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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