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一，是在国家战略问题上的倾向，亦或是国家危难之时的选择；
其二，则是在重大政治活动时，所采取的礼法制度规格。
比如当年，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前，吴王刘濞已连续数十年不朝长安、不恭长安。
这便是‘不执诸侯礼’，俨然能看出其‘不甘仍为诸侯’的立场。
同一时期的齐系、淮南系各家诸侯，对长安诏令阳奉阴违，也同样是一定程度上‘不执人臣礼’，意味着他们不再认可长安天子为君。
更为典型的：南越王赵佗！
都不用说旁的，单就那一顶黄屋左纛，便直指赵佗‘僭越天子礼’，使其意欲为帝之心昭然若揭。
从事后往回看，这些逆贼，或差点成为逆贼的不安定因素，早就在礼法制度层面，表露出了自己的不恭。
反过来，长安朝堂观察、评判先有的功侯贵戚，朝公百官是否忠臣，也同样可以根据他们在礼法制度层面的表现，来得出最直观的评价。
比如，先帝年间，平米额吴楚七国之乱后，官拜丞相的条侯周亚夫，几次三番在先帝面前失仪，便意味着其虽无反叛之念，然其不恭天子之心，也已是不容置疑。
更直观的——先帝驾崩之时，刘荣第一时间告庙祭祖，并在宣室殿接受百官朝拜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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