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另外一方面，也不难发现朝堂中央对某一地区，掌控力强弱与地理距离之间的关系。
——整个关中，无论是长安左近的蓝天、新丰，还是虽同在关中，却也有千里之外的河内，长安朝堂对地方郡县的掌控，都可谓是如臂指使。
虽然也同样遵循着距离越远，掌控力越弱的客观规律，但差异却并不明显。
可一旦出了关——到了关外的河南、河东等郡，长安朝堂的掌控力、朝堂中央政令在当地的实施力度，就会肉眼可见的降三五个台阶。
越往东，长安朝堂中央的存在感就越弱、朝堂政令的实施力度就越弱，反倒是地方郡县、诸侯国的存在感越强。
到距离长安最远的地方——东北的燕国，以及西南的吴、淮，当地百姓、官吏，即便不到‘只知诸侯王、郡太守、县太爷，而不知长安天子’的地步；
却也大概率是只拿诸侯王的诏令当‘君令’，只把郡太守、县太爷的政令当制度。
至于长安天子，以及朝堂中央，对于这些地方的百姓、官吏而言，更像是天宫内的神仙——听说过，没见过。
在草原上，这一现象也同样适用。
在这个交通基本靠走，通讯基本靠吼的时代，即便是因充足的马匹，而在交通、讯息交互效率上稍占优势的匈奴人，也同样逃脱不了这一定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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