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不定居，所以游牧民族的生活，除了部族内部会绑定较强外，部族与部族、不同部族的个体之前，往往都是萍水相逢，而且是游牧途中意外偶遇。
再加上游牧与农耕的根本逻辑差异，使得游牧民族在一片区域的人口密度，也远低于农耕文明下的农民。
农民的田亩往往是阡陌连野，彼此相连于平原，故而聚居为乡、里。
而游牧之民，哪怕是同一个部族，也可能是几百户人家，分散于方圆几十里的辽阔草场。
一个游牧之民家庭，周围几里地都没有第二户人家，在草原是稀松寻常的事。
被偶然光顾，期间与人发生争执，甚至出现命案，多半是直到尸体腐烂发臭，引来秃鹫等食腐动物，才会被察觉。
就像是汉人地界，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，便有可能发生杀人坑尸，毁尸灭迹的命案。
而草原，就是一片方圆数百上千里，乃至数千上万里的超大型深山老林。
于是，在华夏农耕文明社会屡试不爽的控制人口流动、降低治理成本，以最小的成本维护社会基本治安的逻辑，在草原上就成为了空谈。
草原上的人口流动，就像是鸟类翱翔于天空，不受控制，甚至不受监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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