倒不是刘荣一本《新则》说的不够清楚，又或是对程不识过分偏袒；
而是百十年来的制度惯性，使得军人对胜、败的判断标准，依旧还停留在了十分刻板的指标之上。
如浮斩；
如领土、城池得失；
又如后世人耳熟能详的先登陷阵、斩将夺旗之功，以及丧师辱国、丢城失地之过。
按照过往百十年，普行于华夏大地的判断标准，今年年初北地一战，程不识顶天了去，也只能算是功过相抵。
功，在于朝那未失，成功阻止了匈奴人继续前进、踏足汉家版图的脚步；
过，则在于损兵折将，浮斩实在是过于难看，没法给朝堂，乃至天下人交代。
二者合兵，结论无疑便是以重大损失，勉强达成防守任务。
类似‘拿人命堆出来的朝那未失，俺上俺也行’之类的舆论，更是至今都不曾断绝于坊间。
即便在此基础上再退一万步：当今天子荣要搞军功审核制度改制，不再以浮斩作为将官唯一的军功判断标准，那也应该是有限度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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