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法家出身的律法专才，赵禹对于任何事，都是不吝以最大的恶意、最悲观的态度加以揣摩。
放在军事上，说好听点，这叫料敌从宽。
说难听点，就是过分悲观。
若是让这么一个人做将军，是真的不会出纰漏；
但也是真的办不成事儿。
而且这个‘不出纰漏’的代价，往往是趋近于极限的。
这种极致悲观、极致小心，和程不识那种步步为营、谨小慎微还不一样。
——程不识的步步为营，是以战场形势变化、敌我双方兵力，以及军心、士气等种种因素，来做出相对应的判断，并在此基础上稍趋于保守。
好比敌军五万，我军也五万，势均力敌之下，程不识会选择小心试探，并保守僵持，以‘我方稍有劣势’为准，以静制动，等待可乘之机。
但赵禹这种‘料敌从宽’，却是最大限度重视地方，最大限度轻视本方，以最糟糕、最恶劣的可能性为基础，并做出应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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