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因很简单：封建时代的政坛，讲的从来都不是就事论事，而是就事论人、就人论事。
举个很简单的例子。
还是《金布律》。
由于‘诸吕之乱’，吕太后在汉家的政治形象，其实已经是女人当中的‘桀纣’了。
但碍于吕太后‘高后’的身份，汉家朝堂对于这一政治定性，采取的是低调处理。
说直白点，就是大家都知道，也都认可吕太后不是个东西；
但为了照顾汉家——尤其是太祖高皇帝的颜面，这事儿，大家心里知道就行，谁也别往外说。
尤其是作为吕太后庶子的太宗孝文皇帝，更是碍于人伦孝悌，而无法做出任何一件否定吕太后的定性。
于是，吕太后成了‘既没有参与诸吕之乱，也从来不知情’，结果被不肖子孙坑的晚节不保，或者说是‘死后名节不保’的受害者。
而《二年律令》中，由吕太后推出的、《金布律》在内的一系列新法，也都被‘冷处理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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