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由于察举制所包含的责任连带，使得察举制实际上的效率，低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。
就刘荣目前所掌握到的准确数据，自有汉以来，足近六十年的时间，汉家前前后后，总共通过‘察举’这一渠道，获得了不到千人的官员补充。
其中，过半都是举‘孝廉’，即因孝顺亲长而被立为典型。
这些人及其后代，大都集中居住于长安城西北角，于东、西二市毗邻的孝里。
至于职务——大都是从四百石左右的地方县官开始，而后不久因种种原因罢官回家，住进了朝堂分配于孝里的房子，耕地为生。
余下不到一半，四百来号人，又有足足三百六十多人，是举‘力田’。
所谓力田，顾名思义：很会种田的人。
和举孝廉一样，举力田者，也同样是被地方官府出于舆论层面的考虑，而专门立的典型。
只是不同于孝廉门举家搬来长安，再经短暂的官僚生涯后重归农民阶级——力田们在得到举荐后，大都成为了隶属原内史属衙，现大农的农稼官。
即便是在得到编制后，他们也依旧在发挥‘力田’的作用，指导、帮助百姓更好的种田，并以此推动汉室的农业发展。
余下的极小部分，满共不过三、四十号人，才是察举制真正的核心：举贤良方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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