即便少府紧急调控，抛售了一批平价生活物资，也还是没能避免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。
治安问题，以及物资供应，甚至都还是小事儿。
——毕竟长安城，原本就有超过二十万常住人口。
在这个基础上，多出三万外来流动人口，而且还是很快就会离开的‘暂住’人口，事实上，还不至于让大理、少府因此而疲于应对。
之所以会出现混乱，也不过是这两个属衙没有心理准备，被这突然多出来的人口，以及与之对应的治安压力、物资供养压力增大，而搞了个措手不及、无所适从。
用力荣的话来说，只要再搞几次科举，让整个长安都习惯‘每三年就会有一个秋天，长安城或多出几万应考士子，及其仆从’的周期，便不会再有问题了。
真正让长安朝堂为之担忧的，是随着这上万原本分散于天下各地，如今却聚在一起的各家、各派文士来到长安，坊间，也开始出现一些不大‘正面’的物论。
有儒家的士子酒后失了智，说太祖高皇帝早年，在儒生帽子里撒尿、把儒生踢进泥渠里等行为，是因为儒家学说太过正确；
太祖高皇帝胸无点墨，担心重用儒家的话，会显得自己很无能，所以才那版折辱儒士，并以此来打压儒家学说。
也有法家的士子，明里暗里发牢骚，说秦之亡，是因为秦本身的残酷暴虐，与法家并无干联；
及秦亡汉兴，天下人都把法家归类为暴秦的帮凶，甚至是秦之所以变成‘暴秦’的罪魁祸首，实在是对法家曲解过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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