楚天青语气带着剖析的冷静。
“历代王朝提升‘产出’，不外乎几条路。”
“第一，‘劝课农桑’、‘轻徭薄赋’。”
“这是给农人喘息之机，让他们在旧有的耕作方式上，凭借老天爷赏脸，多收那么三五斗。”
“第二，‘招徕工匠’。”
“但大多是为了满足宫廷奢靡或军备所需，聚集的是已有的‘巧匠’，让他们在原有技艺上精雕细琢，做出更精美的器物，却极少鼓励、也缺乏机制去推动他们突破性的‘创造’新工具、新方法。”
“第三，便是依赖地方官吏的勤勉和能吏的‘小修小补’，比如赵过的代田法，已是难得的进步，但也只是在现有农具和耕作方式上的改良，远谈不上颠覆性的‘十倍、百倍’之效。”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楚天青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带着一种穿透性的力量。
“因为整个国家的重心，朝廷的精力，士大夫的追求，都放在了如何管理人、如何维系秩序、如何解读经典、如何平衡利益上！”
“但对‘物’本身呢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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