尤其是当话题涉及到了天子气，那是国祚兴衰的大事，天子本人能宣之于口，谁敢妄言提出将寿陵修建在秣陵镇压天子气呢？
“至于康成公所虑后世祭祀之事，”刘辩嘴角噙着一抹温和却豁达的笑意，道，“太祖高皇帝的长陵远在西都长安，朕也未曾亲临，皆在雒阳的高帝庙中祭祀。同理，朕又何需后人远赴扬州祭拜？”
刘辩神情洒脱，仿佛全然不在意身后虚名般，朗声笑道：“后世儿孙即便不祭祀朕，断了朕的血食供养，只要大汉国祚绵长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丰衣足食，于朕而言，便已足矣！”
即便是郑玄这般儒家士人中最为开明通达者，也不禁愕然，他也未曾料到，天子竟对祭祀血食这等被视为头等大事的问题，也看得如此通透超然。
许多事，说着容易做着难。
生死之念，血食之重，常人尚且难以放下，何况一国之君？
昔年孝武皇帝早年也曾讥讽秦始皇轻信方士求仙问药，末了自己却深陷其中，晚年虽下《轮台罪己诏》反思“向时愚惑，为方士所欺”，却依旧难舍长生之念，宠幸方士炼丹服药。
这祭祀之事，这仁德之行，亦是如此。
三代以来，多少君王自幼习读“仁德”经义，执政后亦口称“仁德”，然其行其政又如何？
《古文尚书》有云：“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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