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1年，宪兵司令部正式成立，古直轮兼任宪兵司令。
在抗日战争前夕，南京政-府的宪兵部队已经扩充为十一个团，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参加了多次战役并表现优异，为此，古直轮也赢得了“现代中国宪兵之父”的称誉。
古直轮的封建意识非常浓厚，笃信星相和因果报应关系。在军队作《精神教育讲话》时，他常讲《忠经》和《孝经》，对校长心领神会，恭顺至极。
校长到宪兵部队训话，他总是立正站在校长的身边，洗耳恭听，一副“总管”架势，他以这种恭顺态度赢得了校长的赏识，加上编练宪兵的“政绩”，受到校长的器重和信任，使得他能以非“黄埔系”军人的身份立足于国民政-府并始终掌握军政实权。
正因为此人时常以校长心腹肱骨自居，现在又是身兼数个重要职位，在南京算得上是炙手可热的人物，因此除了校长，并不把其他人放在眼中。
加上其人性格偏激自傲，自认为自己编练出来的宪兵就是国内一等一的精锐强军，对军委会多次关注和赞誉的周文所率部队的战绩，并不以为然。
再加上军委会高层有心人的推波助澜，他从心底就认为所谓中央党部山西抗日义勇军，在淞沪战场取得的战绩有为了宣传而过于夸大之嫌，所以在周文的授勋问题上，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。
理由很简单，周文部队不属于军委会编制系列，就不能以常理计算功勋。而且现在军委会正在着手整编全国军队，对于这种不受控制的编外部队，不能给予正常待遇，不然会误导那些对军队整编有意见的各省军阀，为后续的整编工作带来影响。
理由很充分，又站在全局的高度看待问题，自然就有人应和，所以导致周文的应得的青天白日勋章变成了宝鼎勋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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