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道我不想。”提到这事，刘粲脸色变得不太好看了：“奈何陈元达作梗。”
其实，陈元达谏止刘粲留京辅政，那是直接原因，却不是主要原因。
根本问题在于，长安、河北都需要一个位高权重之人主持大局。遍数朝廷，就刘粲、刘曜合适。
自定下“跨有雍并”的国策后，关西的优先级就比其他地方高，因此后来做出了调整，由刘粲总领关中大局，刘曜负责防备刘琨、拓跋猗卢。
在石勒战败，丢了邺城后，刘曜又要兼顾河北战局，更不可能轻动了。
所以，刘粲以相国的身份居长安，招抚、攻打晋国残余势力，同时“录尚书事”，辅助处理国家大事，有点类似于行台的性质了。
但这么一搞，刘聪不开心了，因为他要处理繁重的政务，没有太多时间享受。
早些时候，当刘粲还在平阳，邵勋尚未强势崛起的时候，刘聪经常游宴后宫，或三日不醒，或百日不出，十分荒唐。
但他觉得无所谓，政事交给好大儿刘粲就行，我负责享受人生。
现在刘粲去了关中，他就要批阅奏折、举办朝会、巡视地方、操练兵马，都冷落美人了，十分难受。
这次刘粲回去一个月，刘聪政事悉委于他，自己一个人在后宫爽，整整一個月没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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