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这个话题，对余切这个中国人来说相当尴尬。1909年，敦煌石室得以发掘，中日两国都有研究，但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日本的研究明显投入更多，更有成果。当时国内战乱频发，几乎没有人重视敦煌的研究，仅有的经卷又被国外探险家所购买、劫盗。
就连“敦煌学”这个东西，也是日本学者首先提出来的。民国的陈寅恪说：“敦煌者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。”
首先是井上靖发言：“我首先要说，这和两国的学术水平无关，而有一些特别的历史缘故所导致的，我们从东大建国之后的发展来看，这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特例。”
余切点头，他认可。
井上靖又说，“从敦煌法制文书所完成的《唐宋法律文书研究》、《中国身份法史》说明了，中国在唐朝时候曾有过先进而现实的法律观念。”
继续认可。
“我们作为日本人，现在一听到丝绸之路、敦煌、长安这些词激动不已，是因为这种文化至今仍强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。”
在场的人这一套逻辑听下来很舒服，为什么？
这是正统唐文化在日本的变种说法。日本有“崖山之后无中华，明亡之后无华夏”的说法。
其实是一种变种的歧视言论，它隐藏在了学术讨论当中。
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