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产生活场所长期固定，且是以数十上百年、几代人为单位固定在一处，针对汉家农人的统治、治理，自然是相对轻松一些。
而游牧之民，以牛羊牧畜，而非田亩作为生产资料。
田亩搬不走，牛羊牧畜，却是可以，也必须赶着走的。
一块水草，牛羊啃食十几日，游牧之民便要迁移换一块草场。
这导致游牧之民的人口流动极为频繁、流动范围极大。
再加上草原特殊的地理特征，也根本不存在设置关隘，监控、掌握人口流动走向的可能性。
在汉家，在农耕文明的社会运转逻辑中，人口流动，是社会动乱最根本的源头。
因为人口流动与否，对于一个县、一个郡而言，治理难度以及治理所需的精力，是差着十万八千里的。
在人口流动几乎被禁止，且受到严格管控的当今汉室，一个县需要治理的，就是当地户籍的几千、几万户农人。
不单人口数量稳定不变，甚至就连被统治的人，也几乎是不变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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