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二十二年初冬，明州港的晨雾里藏着铜钱碰撞的脆响。
十艘挂着“渔猎”旗号的沙船正悄悄离岸，船舱里塞满了未报关的蜀锦与瓷器。
按新政关税，这批货物需缴三万贯，而走私只需给巡检塞三千贯，剩下的利润足够让船主在长安买三进宅院。
这样的场景，正随着海上贸易的爆发式增长，在大唐的每处港口上演。
自新水军护航、船货保险推行后，岭南关税半年暴涨七成，长安西市的阿拉伯地毯、大食香料堆成了山。
可巨大的利益像磁石，吸来了无数想走捷径的人。
门阀世家的残余势力用家兵伪装成商船，将盐铁偷运到倭国换砂金。
岭南俚人部落熟悉暗礁水道，帮商人把货物从“查不到的海湾”运上岸。
甚至连汇通司的小吏都在偷偷改报关单，把“十贯”写成“五贯”，与商人分润差价。
最猖獗的是“假朝贡”。
诸国的使者借着“朝贡”名义，带着远超贡品数量的私货进入长安，按例可免关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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