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拿起卫星电话，语气果断道，“明天开盘，给我做空一万手。”
刚刚挂了电话，卫星电话的震动惊飞檐下的麻雀。
他按下接听键时，指腹擦过机身刻着的“CIA”缩写——那是1980年伊朗人质危机的纪念品。
“哦，我的郭大少，”他的声音像块浸过福尔马林的旧皮革，“是不是华尔街的雪，让你想起了香江的雨？”
电话里传来冰酒入杯的轻响，郭进的冷笑裹着曼哈顿的风雪：“三十亿美刀，这是我摆在赌桌上的筹码。”
沙比利注意到对方用了“筹码”而非“资金”，这个措辞让他想起拉斯维加斯的百家乐桌——那是1985年他输掉一条手指的地方。
“三十亿？”沙比利转动轮椅，冲向院子里的槭树，枯枝在他肩头划出细痕，“想要撬动华尔街的杠杆，这点钱连塞牙缝都不够。”
他忽然露出犬齿般的尖笑，“不过看在你父亲也是对付张震的份儿上......”他抬手扯松领带，露出锁骨下方的枪伤疤痕，“明天纽交所开盘前，我会做空一万手花旗银行——用你的名义。”
郭进的沉默像块扔进沼泽的石头。
沙比利听见对方点燃雪茄的声音，火苗爆响的瞬间，他忽然想起1988年元旦在莫斯科，看见的那枚划过红场的烟花。
“我订了泛美航空的协和式客机，”郭进终于开口，“下午三点落地肯尼迪机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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